2020年10月21日晚，在四川大学商学院205会议室，邵宇博士为川大MBA同学带来了一场关于“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与投资决策”的精彩讲座。邵宇先生，东方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牛津大学SWIRE学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复旦管理学院、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四川大学商学院MBA企业导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理事、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成员。曾任职上海市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主任、西南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邵宇博士的研究领域覆盖全球宏观、中国宏观、权益债券投资策略和金融工程。代表作包括《预见未来》等。2014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人、上海十大青年经济人物；2019年度影响力首席经济学家。被业界誉为新一代海派经济学家领军人物。

讲座伊始，邵宇博士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切入点。他指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面对疫情采取了不同态度和应对措施。中国积极应对，调动医疗资源，帮助全体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而显而易见的是，一些西方国家则试图通过“群体免疫”的方式来解决疫情这一巨大问题。

疫情会对整个社会、整个时代造成极大的影响，邵宇博士从疫情启示录的几个层面来介绍后疫情时代的影响，这几个层面分别包括政治思潮、经济社会、技术行业企业、地缘政治。邵宇博士重点讲述了在经济社会层面，疫情造成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财政债务化和债务货币化、资产泡沫化投机化、增长停滞化、失业扩大化、产业行业智能化线上化、贫富阶层加剧冲突化等。在全球化层面，疫情将会带来大国竞争白热化全面化冷战化甚至热战化、供应链区域化内卷化近岸化、技术创新武器化政治化集团化、货币体系特权滥用割裂化武器化竞争化等问题。邵宇博士提到了美国与中国在2020年财政激励计划上的区别。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刺激是巨大的，这将导致使用美元也变成一种特权；同时，中国在财政刺激上呈现一种谨慎的态度，但谨慎是在为未来做更多的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4月8日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指出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疫情过后经济复苏的未来10年，中国将要穿越7大陷阱。邵宇博士分别向大家解释了这七大陷阱的内容及其主要体现的层面：中等收入陷阱体现在增长与效率层面上；在面对公平与分配时，很有可能陷入盖兹比/皮凯蒂陷阱；被人熟知的李约瑟陷阱主要体现在科技与创新层面，中国要建立完善的科技与科学体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逐渐上升的老龄化、少子化和储蓄短缺等问题中，存在着逆马尔萨斯陷阱；凯恩斯陷阱则主要体现在债务杠杆、MMT上；在大国博弈中，双方的经济、体制与文明的碰撞也体现了我们熟知的修昔底德陷阱；最后在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也成为重大难题。

为了应对未来多变的国际环境，促进消费，为经济长远发展做准备，我国提出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邵宇博士指出了内循环政策的五个转向，分别为：转向线上；转向消费分层；人工替代与人力维护；转向新基建；转向进口替代和自主可控。邵宇博士以恒大地产为例，介绍了我国房地产行业现有的特点。他指出要想突破房地产困境，实现三纵两横即中国经济地理的新格局，建立超级城市群是十分重要的。他还提出产业革命4.0的大方向是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中国完成了以往三次工业革命的对应积累，但在这些过程中中国都是跟随者，中国能否凭借自己去启动一次产业革命也是成功的关键。随后，邵宇博士也简要阐述了货币幻觉和硬核资产的战略配置。

最后，同学们和邵宇博士就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与投资决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针对“中概股回归到港交所二次上市的影响”、“央行推出DCEP之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哪些提升？对普通大众有何影响？”、“如何在一二三线城市构建良好的住房生态环境？”等问题，邵宇博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大家表示受益匪浅，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格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撰稿人/张晓宁